《金瓶梅》的早期传播,主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通过文人之间的人际传播方式来实现的。据现存《金瓶梅资料汇编》中所透露的相关信息来看,《金瓶梅》在明代社会上流传的记录最初见于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丙申(1596)写给画家董其昌的信中:

“《金瓶梅》从何得来?……后段在何处,抄竟当于何处倒换?幸一得示。”可见当时董其昌给袁宏道所见的只是《金瓶梅》的前半部分,也就是说《金瓶梅》一开始是以不全抄本的形式在文人间进行传播的。从现存明人的笔记及书信来往等中,我们可以大体上了解《金瓶梅》在当时的传播情况。

《金瓶梅》最初靠手抄传播,历史上真正看过全本的人或许一个都没有-杨凯智博客

袁中道在《游居柿录》中写道:“往晤董太史思白,共说诸小说之佳者。思白曰:‘近有一小说,名《金瓶梅》,极佳。’予私识之。后从中郎真州,见此书之大半,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,乃从《水浒传》潘金莲演出一支。”

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也记载:“丙午,遇中郎京邸,问曾有全秩否?曰:第睹数卷,甚奇快。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,盖从其妻家徐长贞录得者。又三年,小修上公车,已携有其书,因借抄挚归。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,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。”但是,沈德符从小修即袁中道那里所抄的《金瓶梅》并非全本,缺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。

因而,从上述袁中道和沈德符的记载中,我们可以得知,《金瓶梅》以不全手抄本的形式在董其昌、袁宏道、袁中道、沈德符、冯梦龙等组成的文人圈里小范围传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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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,以沈德符和袁宏道为中心,又向外辐射出两条简单的传播脉络,即“沈德符一一沈伯远一一李日华”和“袁宏道一一谢肇淛 ”。李日华的《味水轩日记》中记载:“五日,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((金瓶梅》小说来,大抵市浑之极秽者,而锋焰远逊《水浒传》。袁中郎极口赞之,亦好奇之过。”沈景倩即沈德符,景倩是其字。

谢肇淛在《金瓶梅跋》中云:“此书向无镂版,钞写流传,参差散失。唯彝州家藏者最为完好。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,于丘诸城得其十五,稍为厘正,而网所未备,以侯他日。”“并且,从谢肇淛所作的跋中,还可以得出另一条传播线索,即“丘志充一一谢肇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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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,根据其他的资料,我们亦可以确定另外几条相对独立的传播脉络。如屠本峻在《山林经济籍》中写道:“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,今已失散。往年予过金坛,王太史宇泰出此,云以重货购抄本二秩。予读之,语句宛似罗贯中笔。复从王微君百谷家,又见抄本二秩,恨不得睹其全。”

由此可以推定“王宇泰一一屠本峻”和“王百谷一一屠本峻”两条不全抄本的传播脉络。薛冈的《天爵堂笔余》亦记载:“往在都门,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《金瓶梅》见示。”于是,又可得出一条“文吉士一一薛冈”传播线索。

综上所述,曾经见过或收藏过《金瓶梅》不全抄本的文人有:董其昌、袁宏道、袁中道、沈德符、冯梦龙、李口华、谢肇浏、沈伯远、文吉士、薛冈、王宇泰、王百谷、屠本峻、丘志充等。曾收藏过全抄本《金瓶梅》的则有:王世贞、刘承禧、徐文贞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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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以上明代文人们的文字资料记载中,我们可以大致了解《金瓶梅》的早期传播特征:

一、传播方式为人际传播,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都多为上层文人,传播的范围相对狭窄,且因手抄本均为人工誊写,所以《金瓶梅》早期的传播速度较慢。

二、在早期传播中,传播者们也不知作者为谁,多用“相传”、“据说”、“传为”等不确定字眼描述,这也给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。

三、由于传播者多为上层文人们,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学鉴赏水平,大都能从艺术的角度发现《金瓶梅》的价值,如袁宏道称其“云霞满纸,胜于枚生《七发》多矣”,谢肇浏亦赞其“穷极境象,毓意快心”。但是,在思想内容方面,他们却有很大的分歧与争议,如袁氏兄弟在对待此书上所表现出的截然相反的态度。袁中道虽承认《金瓶梅》“琐碎中有无限烟波,亦非慧人不能”,但他更强调“此书诲淫,有名教之思者,何必务为新奇,以惊愚而蠢俗乎?”李日华也认为其是市浑极秽之作,“袁中郎极口赞之,亦好奇之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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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《金瓶梅》早期不全手抄本形式的传播方式影响文人对其思想价值的判定。《金瓶梅》一开始是以不全抄本的形式传播,从某种角度我们也可以大胆揣测,明代有很多文人视其为秽书,也与所见不全有关。封建社会向来宣扬因果报应、阴阳轮回,如果只看其前半段,西门庆一干人等活得风生水起、逍遥自在,并没有得到什么悲惨的下场,自然不能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,将其视为一本淫书,也不无缘由。

如薛冈,他曾经略览《金瓶梅》不全抄本数回后对文吉士说:“此书虽有为之作,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!当急投秦火。”他虽承认是有为之作,但更认定它是一本淫秽之作,应当立马销毁。又过了二十年,包岩叟将刻本全书寄给他,他全览之后说“初颇鄙疾”,后来看到独月娘以善终,又认为“颇得劝惩之法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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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早期的抄本传播对后来的刻本传播影响较大。因早期传播主体多为上层知识分子,有强大的号召力,易形成较大范围的阅读需求群体,他们对于《金瓶梅》的玩味与品读,会激发书坊主们的刊刻售卖欲望,从而促进刻本的刊行发售,如冯梦龙就曾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。